如今中国政府有理由忧心忡忡。
新一轮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路线图仍有待明朗，而以开放促改革已经先行一步。上海的自贸区获批后，各地也掀起了一轮申报自贸区热潮，与这种政策红利预期不无相关。
可以期待，即将在上海成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正是国家改革战略的重大步骤，很可能成为继上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世纪之交90年代底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三次浪潮。改革者的幸运、荣光和艰辛不会仅仅属于上海。从此次自贸区筹划到挂牌期间，舆论之关切、市场之热情，可知在全国范围，期盼改革之情是何等强烈。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在改革深水区跋涉，利益固化构筑了重重障碍，前进步伐明显放缓。试验田的耕耘者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担当，以改革者的勇气和智慧精心筹划、大胆探索、稳步推进，不为本部门本地区的局部利益所羁绊。
当然，正如有关监管部门所担心的，上海自贸区内外政策双轨制也蕴含着风险，难点在于区内外的政策协调和中央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特别是一体化监管。（本文为2013年9月30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38期社评） 进入专题： 上海自贸区 。打造升级版，我觉得最重要的要过四道坎，要实现四个硬指标。
如果这些能够在国内生产，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就会大幅度下降。另外，我国进口的经济化工产品达2000多亿美元，如果这些能够在国内生产，不仅可以减少对进口的依赖，还可以成为我们出口的产品。如果十二五、十三五，每个五年计划都能够再下降单位GDP的能源消耗20个百分点，到2030年，我们就可以实现单位GDP的能源消耗下降到40%以下，接近美国的单位GDP能源消耗。现在实际上还是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去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了6090美元，如果未来10年我们能保持一个持续健康的发展态势，那么到2020年就可以实现双倍增目标，到2022年就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即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12000美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分界线，也就是说我们在十八大新选出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再经过10年大奋斗，中国13亿人口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对世界经济格局和人类历史的影响将十分深远。
所以，我们的产业结构如果还是靠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这些资源密集型产品打天下，靠衬衣、玩具等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闯世界，我们就很难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可能始终保持高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多个重要场合对如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具体部署。如果要开这8000万的机器就会作为发电成本，可见利益的博弈非常激烈。 三道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要继续大幅度下降，环境污染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十一五期间，环保的硬指标是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20%，最后这个指标没有实现，接近实现了，降低了16%，成效是很明显的。
我注意到，半个月前，《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河北的某一个电厂买了一些环保监测设备，是旧设备、废设备，安装上以后白天开晚上不开。一个60万千瓦的火电发电机组一年的成本是8000万元人民币，如果为了应付不开，这个成本就变成企业的利润，大家就可以分奖金了，可以增加收入了。（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延伸阅读 知名专家献策中国经济升级版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新一届党和政府针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而提出的一个重大经济方略。如果脱硫脱硝除尘的任务不认真，光空喊，环境污染的状况还是很难改善。
当然了，美国能源浪费很大，所以我们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耗的潜力是巨大的。再经过两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努力，单位GDP消耗指标能够跟美国一样
比如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腐败，腐败哪里来的？腐败里面最大的部分来源就是官员直接或间接侵犯普通公民的利益，大量地与房地产、与土地相关。凡是没有司法独立的国家，它的经济最终是发展不起来的。
绝大多数的发达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在经济发展之前，已经司法独立：是司法独立在先，经济发展在后。许成钢系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来源: 财知道 进入 许成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这些都是中国改革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逃不掉的问题，不碰这些基本制度问题，改革就走不了几步，最终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当没有司法独立的时候，大家都得想办法去巴结当官的，去巴结政府，民营企业的发展就碰到巨大困难，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绊脚石，所以必须有司法独立，这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最基本问题，不能绕过去。比如银行业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国有银行垄断。在老的制度下，能找到的办法都找过了，也都用光了，接下来没有太多的新办法可以用了，你只有在制度上进行改革。
眼下的所有的这些试验关心的更多的是资源配置问题，是说如果你这个土地不能流转，人怎么进城，土地怎么能够集中使用，等等，都是效率问题。这个道理特别简单，因为在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连合同的执行都有困难，而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内容就是大量的合同的建立和执行的过程。
使得土地能够流转和从根本上解决土地产权的问题，这两者之间紧密相关，但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碰到的核心问题正是这些体制问题，试图绕过体制改革，其他的改革措施都是较次要的问题，或者是权宜之计。
这个腐败里面最大的部分就是土地，而土地不是民众的，如此，哪个老百姓可以有能力出来保护自己的土地呢？所以这个腐败问题止不住。 司法不独立，经济最终也发展不起来 体制改革在前，经济发展在后，国内对此很多误解，甚至有些人有意识地把历史的过程说反了，为了对不进行体制改革的做法辩护，幻想不用动体制，能把经济发展好。
当政府错误地全面控制土地供给的时候，就使得土地供给变得严重稀缺。财知道：为什么司法独立对经济发展这么重要？ 许成钢：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经济，都是以独立司法为基础的，这是先决条件。财知道：现在社会各界深化改革的呼声很高，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你认为中国应该朝什么方向推进改革？ 许成钢：中国改革面对的是非常基本的制度问题，但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采用的办法一直是试图绕过这些制度问题，试图在不改变制度的情况下在边缘上做一点小修小改，这样三十年积累下来，凡是可以在不触动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小修小改能做的事基本做完了，接下来碰到的主要问题都产生于基本制度问题。原因是民众没有在法律上保护自己的能力，因为土地不是他们的。
房地产需求高本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好事。世界上所有的证券市场都有政府进行金融监管，而这种金融监管一定是以司法独立为背景的，是在司法独立的背景下，由一个执法机构来专门针对金融的具体问题进行监管。
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减少腐败的制度问题。第二个原因就是司法体制。
财知道：在金融监管和司法独立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突破口？ 许成钢：当人们讨论上海自贸区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如果把上海自贸区作为一个改革特区，它能不能成功取决于它要做什么。但是为了在限制土地供给的前提下控制房价，过去进行过多次以打击需求为目标的调控，其效果是打击国民经济发展。
财知道：土地制度改革是不是也能在一个小区域里做试验，然后慢慢地推广？ 许成钢：土地比起金融来说更容易局部化改革，眼下已经有许多地方在做和土地制度相关的试验，但所有的这些试验都并没有真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产权问题，所有的这些试验都是试图在不触动基本体制的情况下摸索一种实际的操作方式使得土地能够流转。如果土地从法理上根本不是你的，只不过是大家想出来一些巧妙的办法，表现得似乎是你的，这个时候你就永远地受权力的摆布，更有权力一方就会侵犯你，社会上的一系列的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财知道：房价问题是不是也和这个土地制度密切相关？ 许成钢：这当然，因为市场价格归根结底是取决于供应和需求的关系。中国的证券市场是极度不正常的一个证券市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绝大部分上市企业是国企，而这些国企的大部分股份是不能流通的，因此这些上市企业的治理问题实际上和证券市场完全脱钩，小股东的利益不能得到保护。但实际上最终的土地产权问题既包括这些和资源配置相关的问题，又远远超过了这些和资源配置相关的问题，因为这个最终的土地产权问题关系到了人的基本权利和公民在法律上保护自己的力量，例如是当别人把你的财产拿走的时候，你有没有力量来保护你的财产。
但是有一些改革是可以从那个特区开始的，比如司法体制改革。司法独立是非常艰巨的改革任务，如果感觉到全面推动司法独立非常困难，那么这个改革有可能放到特区里做，这个特区可以是整个上海，也可以限定在那30平方公里之内，你可以在那设一个独立的专业法庭，全面的司法独立也许一时做不到，但至少可以在金融上先做，设立一个专业法庭，这个专业法庭的法官是和政府脱离关系的，和各方利益脱钩的，他不会受到各方利益的干扰。
中国的房地产，需求是市场的，但土地供给是政府定的，因为土地不在民众手里。当他们的直接利益受到侵犯是，他想保护也没办法，只能说憎恨腐败，因为他没有一个清楚的权利界限，说在这个界限里的是我的，你不能拿走。
